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
抗日戰爭結束後,中國隨即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。鄧小平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(後改稱中原野戰軍、第二野戰軍)政治委員。抗戰開始時只有9000人的第129師,此時已發展成為近30萬人的大型野戰軍。1945年9月,劉鄧大軍在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「圍三闕一,網開一面。虛留生路,暗設口袋」的戰術殲滅閻錫山3.5萬中華民國國軍[48]:32,隨後發起平漢戰役同樣取勝,配合毛澤東在重慶進行談判[49]:44-45。戰役勝利後,劉鄧大軍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。
1946年8月,劉鄧大軍與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,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[33]:223。1947年6月30日,劉鄧率軍南渡黃河,進入大別山地區[45]:94,開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中華民國軍隊全國性戰略進攻[50]:683。在對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,鄧小平任總前委書記[51]:149[16]:6,負責對前線軍隊戰略指揮[45]:130-133,並對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[45]:108,124。1949年4月21日,他與劉伯承、陳毅指揮部隊渡過長江,旋即佔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[52]:37。
1949年10月1日,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,鄧小平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[51]:6,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、政協委員和中蘇友好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[53]:203。隨後,他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雲南、貴州、西康等西南省份[54]:46。1949年底,鄧小平擔任西南局第一書記、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、西南軍區政委、西南地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[55]:423[42]:313。在任期間,他徹底清除雲南的鴉片煙館、平衡少數民族和漢族關係[45]:161-165,實施土地改革等[56]:389-392[45]:141,151,173。
建國初期與文革歲月
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
參見:三大改造、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大躍進
1950年,鄧小平在第二次全國軍事和政府委員會上提出立即沒收地主財產,加強對農民思想和文化教育;1951年,在第三次全會上,又提出搞互助合作運動發展農業。這些建議受到中央肯定。毛澤東號召用15年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。鄧小平和周恩來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[57]:2472,雖然從以後發展來看,他們過高估計當時形勢。
1952年8月,鄧小平被調派北京,擔任政務院副總理,全家住進中南海[57]:2472。此時,他作為經濟專家進入國家計劃委員會。1953年2月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。從1953年9月18日起,鄧小平擔任1年財政部長,主持中央財政工作[16]:52[45]:193-197。1954年4月,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[58]:148。1954年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、選舉法委員會和中央選舉委員會,鄧小平是唯一進入這3個委員會的領導。同年9月15日,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,鄧小平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[58]:148,並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。
1954年發生「高饒反黨集團事件」,高崗和饒漱石兩人企圖與劉少奇、周恩來奪權[16]:51。鄧小平專門負責對饒漱石調查[52]:314-315,在4月接管饒漱石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,並在1955年3月召開黨內會議上作了《關於高崗、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》[58]:335-338。1955年4月,中國共產黨七屆五中全會上,鄧小平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(補任弼時、高崗之缺)委員,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[12]:98。
1956年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,鄧小平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[58]:371[45]:212-256。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,容易產生脫離群眾,脫離實際的危險,必須堅持群眾路線,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,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,反對官僚主義,反對個人崇拜,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繫[59]:6。但這次報告只是抽象批判個人崇拜,沒有觸及毛澤東權威和權力[60]:21。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一中全會上,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、中央書記處總書記,成為排名在黨主席和五位副主席之後的第七位領導人,開始與劉少奇一起負責日常工作[61]:98。鄧小平每周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,研究需要處理黨政工作,重大問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討論,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口負責人都在鄧小平領導之下。[62]
1956年5月,毛澤東宣布開展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」運動[63]:4192。鄧小平不大讚成,認為可能引發一場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群眾運動[64]:35。幾個月後,毛澤東也放棄這場運動的初衷。隨後在1957年到1958年間,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右運動[65]:121-123,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,親自主持並積極推進反右運動[16]:19,迅速將55萬人劃為「右派分子」[66],是毛澤東最初估計右派人數[67]一百多倍。在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,鄧小平作了《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》,把反右作為整風運動第二階段[68]。23年後,鄧小平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[17]:274-283,但他仍主張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[69]:736[40]:194-197,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[40]:253-257。
1957年11月,鄧小平和毛澤東去莫斯科會見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·赫魯雪夫[70]:120-125。雖然同赫魯雪夫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,但還是欽佩蘇聯的建設成就。直到1963年,鄧小平還多次赴莫斯科,同蘇共領導人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開展論爭[71]:329-332。
1958年5月,中共八屆二中全會通過毛澤東提出「三面紅旗」的總路線,全面發動「大躍進」運動,鄧小平對此贊成[16]:19[72]:214-215。會議確定黨政合一體制,由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負責政策具體部署。會議結束後,鄧小平作為總書記,積極推動「大躍進」各項工作,陳雲後來說,「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 ,到總理那兒講困難」[73]。1959年4月,權力下放地方過多出現問題,毛澤東明確提出:「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,我為正帥,鄧小平為副帥。」在黨內,鄧小平領導地位更為突出。[62]鄧小平在一次打檯球時意外摔斷腿,恢復了很長時間[37]:138,使他免於陷入廬山會議的漩渦,只是發表一篇文字,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對彭德懷、擁護大躍進的立場[74]:156。1960年,他對大躍進產生疑慮[72]:214-215。經過到基層視察,他和劉少奇成立緊急委員會,提出「農業六十條」、「三自一包」,開始調整國民經濟[45]:322-327。1961年3月19日,在中央工作小組會上,鄧小平代表書記處對中央在「大躍進」中問題主動自我批評,表示「(書記處)日常工作做得不壞,但方針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」[75]。此後,鄧小平積極參與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, 在9月提出「工業工作七十條」,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實用主義[72]:214-215[45]:318-321,334-337。1962年,鄧小平在「七千人大會」上做關於中共黨的建設的講話,強調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,提出加強民主集中制、發揚民主、加強集中統一、反對分散主義。毛澤東明顯感到劉、鄧執行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,自己在黨內權威受挑戰。毛澤東點名批評鄧小平的經濟措施,這使鄧小平與毛澤東關係開始破裂[63]:4607。
. |